2001年4月13日在广西防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带京腔的律师在慷慨陈词，为夭折在市人民医院的两女婴的父母——梁云夫妇出庭代理，他们不是当事人高薪请来的律师，而是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派来提供法律援助的高建新和桑宁律师。此前，由于市人民医院的不负责任，造成了梁云夫妇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不幸夭折，由于经济困难，他们在好心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根据他们的实际困难和案件事实，中心指派两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经过两律师的艰苦调查，一审判决医院赔偿梁云夫妇188万元，此次他们二下防城就是为了二审开庭，继续维护梁云夫妇的合法权利。
　　这是法律援助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法律援助事业蓬勃开展的一个真实写照。

司法公正的基石

　　随着法院进行了审判方式的改革，由过去的你提出主张，法院积极主动的去查明事实证据，转变为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有合理的主张，却没能向法庭提供必要的证据，也可能就要输掉官司。律师也由过去的国家工作人员变为现在的“自由职业者”，你不支付律师费用，也不会为你处理法律事务。这种状况使得一些穷人一旦出现法律纠纷，无钱打官司，无钱请律师。只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使穷人能够通过法律维护自己权利，才能实现法律的公正，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援助在西方已有百年历史，在我国正式确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律援助在我国一经确立，就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据司法部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已有各级法律援助机构1890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6000多人，专职律师3000多人，2000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各种法律援助案件17万多件，受援人总数220多万人，使一批难以支付诉讼费用的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保护。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内涵就是国家及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或者减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活动。社会团体也可以设立法律援助组织，提供法律援助。

为弱势者照亮一片蓝天

　　张老汉终于得到赡养费
　　金陵化工厂90岁的退休工人张金尧，自1991年以来,女儿张某对其生活不管不问，拒不履行法定赡养义务，张老汉仅靠一点微薄退休金难以维持生计，1999年3月，张老汉向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到秦淮区人民法院起诉追索赡养费。为此，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定金恒律师事务所蒋莹律师代理参与诉讼。蒋律师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委托后，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张老汉虽然月收入为400多元，但对于年事已达90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老年公寓每月收取670元费用，且不包含日常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由于其子女也不能对其照料，其住进养老院所发生的超过张老汉经济承受能力的生活必须费用，理应由其子女承担。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和承办律师多次法制宣传，最后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依据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达成调解协议。自2月起两女儿每月各给付赡养费120元，同时承担张老汉的部分医疗费用，这样使张老汉老年生活得到了保障。
　　断臂打工妹又有了新的希望
　　杨昌秀，贵州省麻江县人，20岁的她告别家人，来到南通打工，被毛纺厂录用了，每个月三四百元的工资，加上免费的一餐饭，已经让她感到与家乡的生活有天壤之别，更加坚定了生活的信心。然而不幸却突然降临，1999年3月6日，杨昌秀的左手臂被细纱机的齿轮铰轧了进去，……等她清醒过来，她的左手臂肘关节以下已失去了。21岁的她不知道今后的路怎么走。出院后她要求厂里进行赔偿，由于工厂不景气，厂里只肯拿出35万元赔偿。请律师打官司，是最有效的办法，却又是他们不敢奢望的，正在无奈之际，一个朋友告诉她，穷人打不起官司可以申请法律援助。6月下旬，她来到了南通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过审查，援助中心决定指派南通江花律师事务所殷红芬和高彬律师代理，经过律师的认真工作，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厂方赔偿小杨67万元，用于小杨的治疗及安装假肢，小杨又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公安机关也不能违法
　　1998年，徐州贾汪区紫庄村村民满振翠被当地派出所关押2天后，出现突然倒地，神志不清等症状，后经徐州市精神司法鉴定组鉴定，系反应性精神病，与被打相关。为此满的丈夫多次陪妻子到南京等地上访。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徐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向其提供了法律援助，经过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徐州贾汪公安分局紫庄派出所除赔偿所有的医疗费用外，另据法律的有关规定赔偿3万多元，王忠元捧着3万多元连声地说，“是法律援助救了我们全家”。
　　法律援助将“电老虎”驯服
　　1996年10月26日，家住仪征市刘集乡联合村八岁的李忠浩吃过早饭，蹦蹦跳跳地到住在同村的外婆家去玩，途径村里的变压器旁，满怀好奇的小忠浩爬到变压器上。倾刻间，强大的电流如狼似虎的吞噬着他的两只小手……，经法医鉴定小忠浩为三级伤残。事故发生后，仪征市供电局与联合村民委员会互相推诿，都称变压器是对方产权，不肯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李忠浩一家靠在化肥厂工作的父亲的微薄的工资过活，由于厂里生产不好，时常难以领到工资。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收入，怎么请律师打官司？1997年元月，李忠浩的父亲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扬州天宁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帮助。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听了他的诉说，感到忠浩需要同情，更需要公正的法律。所领导立即决定指派高级律师谭平德义务为其诉讼代理，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法庭上，谭律师指出，供电部门安装的这一变压器离地面只有35厘米，不符合规定的250厘米，而且供电部门承担供电设备的无过错责任，联合村作为受益人也疏于对变压器的管理也有责任，最后经过法庭审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供电局赔偿45万元，联合村赔偿5万元。律师从此案中不光为忠浩求得了赔偿，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维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

　　死刑犯送来锦旗
　　我国法律规定，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没有律师为其辩护的，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我们的法律援助机构忠实的执行这一规定，对他们尽心尽力，这不仅是为每一个人的生命负责，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在吴晓明贩毒案中，南京东南律师事务所李洪瑞为吴晓明提供了法律援助，通过律师的工作，吴晓明看到了律师的尽职尽责的工作，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严重性，虽然最后被法院判处极刑，但其在遗书中要其亲属给律师送来一面“人民律师，维护人权”的锦旗。
　　杨保芳罪不当死
　　杨保芳和丈夫杨富良都是溧阳市上黄镇水产村的普通渔民，一年到头辛勤劳作，过着紧巴巴的日子。1999年元月23日下午，杨保芳的弟弟杨全弟打着饱嗝推门进屋。见杨保芳，杨全弟开口说道：“来来来，咱们把鱼帐结了，你们还欠我钱呢!”杨保芳道：“上次不是结清了吗?”杨全弟见糊弄不过，便耍赖问姐姐借钱。杨保芳明白，弟弟又来敲竹杠了。杨全弟是村里有名的无赖，说是借其实就是要，要不到就动手打人。由于手头紧，杨保芳便婉转地拒绝了杨全弟。谁知杨全弟撒起了野，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就往地上摔。杨富良刚想与之争辩，却被杨全弟卡住了脖子摁倒在地，脸色发紫，喘不过气来。杨全弟嘴里骂骂咧咧全无住手之意，杨保芳见状心急如焚，上前拖拉却怎么也拖不开弟弟那双手，情急之中，她拿起了水缸盖板用力向弟弟头上砸去。一下，两下，三下……杨全弟的手终于松开了。挨了打的杨富良也找出一根尼龙绳，夫妻俩合力将杨全弟的脖子紧紧勒住……当他们缓过神来的时候，杨全弟早已断了气息。他们这才意识到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踉踉跄跄地到村委会投案自首。不久，杨保芳、杨富良以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
　　1999年3月1日，杨富良的弟弟杨富春来到溧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根据法律规定，中心审查后指派常州三明律师事务所彭富根、谈永斌律师为杨保芳和杨富良提供法律援助。两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开展工作。会见杨保芳、杨富良，几次下乡调查取证。通过调查，掌握了案件的细节情况，并取到了有价值的证据材料。之后又赶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详细查阅了本案的有关材料，并作了详细的摘要。而两个多月的调查取证，交通、用餐都是律师自己掏的腰包，没有向当事人要过一分钱，没吃过当事人一顿饭。根据调查和阅卷的情况，考虑到被告人的自首情节、被害人的过错情况以及本案的社会影响，大家坚信可以作减轻或从轻处罚的辩护。1999年7月5日，合议庭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判决被告人杨保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通过审判，杨富良、杨保芳感到法律对他们是公正的，村里群众也对律师的正义之举深表感谢。

任重道远求公正

　　我国的法律援助才刚刚起步，离社会的要求，法律的正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7月，美国纽约律师法律援助考察团应邀到江苏省访问，他们介绍，单纯的法律援助并不能给贫穷的当事人根本解决问题，还应有综合的服务支持。如对家庭暴力中受害的妇女和儿童，既要用法律维护他们的权利，也要给他们以教育和心理治疗，提供生活保障，离开暴力家庭。纽约的各种援助组织各具特色，从不同方面服务当事人。而我国的援助组织则缺少各自的特色。
　　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要“建立法律援助体系”，《中国人权发展五十年》白皮书也指出：“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对于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通过法律援助积极地维护人权。司法部就法律援助工作出台了一系列规章，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也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今年8月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另有一些省也正在制定法律援助地方法规，可以相信，随着法律援助法规的出台，我们将更加重视穷人的法律权利，维护穷人的法律权利，法律公正将在我国真正实现。